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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税的简单经济学分析.pdf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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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税的简单经济学分析.pdf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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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税的简单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:本文简述了环境税的理论渊源,从税制优化角度讨论了环 境税的产生,运用倍加红利的概念阐述了环境税在带来一个洁净环境 的同时,也带来非环境收益,并对我国环境税制的建设提出了思考。 关键词:环境税 最优税制 倍加红利 外部性 一、环境税的理论渊源 环境税(Environmental Taxation ),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 (Ecological Taxation )、绿色税(Green Tax ),是20 世纪末国际税 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,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。 ①一般认为,英国现代经济学家、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 (1877~1959)在其 1920 年出版的著作《福利经济学》中,最早开 始系统地研究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。庇古提出了社会资源适度配置 理论,认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 会纯产值相等,那么该种生产要素在各生产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值 都相等,而当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该产品所使用生产要素耗费的边际 成本时,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了最适宜的程度。但是,在现实生 活中,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,因此政府 就应该采取征税或补贴等措施加以调节。 ②按照庇古的观点,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,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。 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,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, 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。这种纠 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“庇古税”(Pigovian Taxes )方案。 假定 Y 商品的生产对其他产品存在负的外部性,那么其私人成 本低于社会成本。以 PMC 和 SMC 分别表示生产 Y 的私人成本和社 会成本,如图 1 所示。假定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所决定的边际效益为 MR ,那么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是PMC=MR 所决定的 Qp,而社会实 现资源有效配置所应该有的产量则是由 SMC=MR 所决定的 Qs.两者 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政府征收税收(比如消费税等)加以弥补,使资源 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(Pareto Optimality )。 二、环境税产生的经济学解释:税制最优化的选择 任何一国在税制建设中,总是希望能实现最优税制结构 (Optimal Taxation ),这一结构是公平和效率兼顾并重的均衡结构。但在现实 中由于种种原因,并不存在一个既成的最优税制,人们更多的是接受 既定的一个次优选择,并不断地追求税制结构的最优化。 ③税制最优化的可行性取决于决策者的意志和制度转换成本等 因素。政府在税制最优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决策者,而政治市场上的决 策者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方,受制于作为制度需求方的选民(纳税人) 的偏好,因为政府的再次当选需要得到选民的选票。如果税收制度转 换成本太高,政府考虑到各种纳税人群体的利益,就不会轻易改变现 有税制的整体结构,突破纳税人群体间的现存利益格局,实施强制性 的税收制度变迁。但是对最优税制这一终极目标的追求,又促使税制 供给方的政策决策者寻找一种渐进的、温和的税收制度变迁方式作为 替代,以不断完善现有的次优税制结构。 既然现有税制是一个次优选择,那么它就必然存在税收扭曲效 应。比如:如果一个税制整体累进程度太高,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对 生产者自由的干预过甚,抽取了高收入阶层(其中许多是企业家)过 多的经济剩余,扭曲和妨碍了经济激励机制的运作,最终会导致纳税 人工作积极性下降,也就是产生以闲暇或者减少工作努力来替代工 作、投资和创新的替代效应,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。 ④这些措施的实行,一方面为政府筹集了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绿 色收入,另一方面又有效减轻了现存税制的扭曲效应,推动了税制的 优化进程。 三、环境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 (一)公平原则分析 我们从第一部分的分析中可知,庇古税方案通过以外部成本内部 化的途径来维护社会经济中的公平原则问题。而公平原则也是设计和 实施一国税制时首要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则。它往往成为检验一国 税制和税收政策优劣的标准。所谓税收的公平原则,又称公平税负原 则,就是指政府征税要使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; 并且在纳税人之间保持均衡。 公平原则也是建立环境税的首要原则。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,由 于市场经济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决策选择和行为实 施会产生外部性,高消耗、高污染、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 企业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发展,降低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和生态效 率,而这些企业未付出相应的成本,也就是说其税收负担和自身的经 济状况并不吻合,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。因此,各国环境税大多以 纠正市场失效、保护环境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政策目标。 ⑤ (二)效率原则分析 ⑥具体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,我们将围绕经济效率 展开讨论。 一般而言,税收引起的价格变化的总负担,并非简单的等同于所 征收税款的绝对额。在现实中,征税常常带来纳税主体经济决策和行 为选择的扭曲,干扰资源的配置。当这种扭曲超过一定限度时,纳税 人或者改变其经济行为,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以减轻或逃避其税收负 担,这种状况被称之为税收的“额外负担”。当然,征税的过程也同 样会带来纳税人的“额外收益”,对经济产生良性刺激。因此,检验 税收经济效率的标准,应当是本着税收中性原则,达到税收额外负担 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。 环境税的征税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污染对环境的破坏,这必然会 影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,改变其成本收益比,迫使其重新评估本企 业的资源配置效率;同时环境税也对其他企业的经济决策和行为选择 产生了影响。 四、环境税:倍加红利角度的分析 (一)倍加红利的概念 所谓倍加红利(Double Dividend ),是指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所 获收入可以用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产生的扭曲,获得倍加红 利。即一方面通过环境保护税的征收,加强污染治理,提高了环境质 量;另一方面是由征税获得的净经济效益,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、个 人财富、GDP 总值以及持续的 GDP 增长等。 (二)环境税的倍加红利效应 从非环境角度看,如果原有税制结构不是最优的话,那么环境税 的开征也许可以减轻税制的整体负担。关键在于要促使税制沿最优化 方向改革发展。 1.对生产投入要素的影响。我们知道自然环境属于公共消费品, 但同时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用于生产的公共投入品。比如:一个更好的 空气和土壤环境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收益;而一个低污染环境可能提 高人的身心健康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劳动力生产要素。而环境税的 征收,在为治理环境污染、开展环境保护筹集了一笔专门性收入的同 时,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洁净的自然环境,间接提高了生产要素— —人力资本、土地要素等的投入质量,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。 2.和现有税制的互补效应。我们知道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并不 总是一致的,这就可能存在环境质量这一公共产品的过量供给,但又 不能像私人产品那样得到必要的补偿。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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